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史诗,成千成万的中华热血儿女为捍卫民族独立抛头颅、洒热血,与日寇殊死奋战。石屏虽是滇南偏僻小县,但抗战期间,抗日民族运动在这里如火如荼,民族精神在这里熠熠闪光。值此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为不忘历史,将抗日民族精神在石屏的具体体现归纳为“捐献救亡精神”、“舍生扑死精神”、“同仇敌忾精神”撰写成文,以示纪念。
一、捐献救亡精神

抗日民族精神,首先是“捐献救亡精神”。“七七”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宣告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日军疯狂大举进攻祖国腹地的惨痛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昆明、传到石屏。石屏的仁人志士群情激愤,奔走呼唤,拥护抗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唤醒民众觉悟,发动民众,鼓动民心。在石屏中学等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师生热情高涨,经常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并组织歌咏队高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歌曲,以激发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热情。

抗战开始,有识之士奔走呼唤,倡导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在石屏境内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有两个:“抗敌后援分会”和“妇女慰劳会”。“抗敌后援分会”,主要从事组织中小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思想,动员民众捐款;“妇女慰劳会”,主要从事动员妇女同胞,动手纺线织布,缝制“抗日棉衣”,纳制“抗日军鞋”。 

“爱国爱家,义不容辞”。“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怀着多捐一元钱,前方就多有“一颗子弹打鬼子”的信念,踊跃募捐。在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呼声中,爱国师生和进步青年写标语、呼口号,唱抗日歌曲,演抗日话剧,作抗日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噬中华民族的狼子野心,激发爱国热情。“捐献救亡”中,工人农民募捐啦,中小地主募捐啦,民族资产阶级募捐啦,一切爱国的人们募捐啦,一切不忍做亡国奴的人均募捐啦。 

在“献金台”前,有的妇女当场就脱下金戒指、金耳环捐献;有的中小学生,连平时舍不得用的零花钱也捐了出来;时称“滇南富翁”的石屏人李恒升,听说募捐抗日,慷慨解囊,捐资150万元滇币,建议以100万元购战斗机一架支援前线,其余捐作抗敌军费。乡贤陈潜赞称“李恒升封翁输财救国其巨数滇南巨擘”;里人张正堂,人称“民族企业家”,听说募捐抗日,慷慨捐款100万元滇币,用于“捐机抗日”。云南省政府为表彰他俩捐资救国的义举,赐给李恒升“倾囊救国”匾额一块,张正堂“输财御侮”匾额一块。此俩人之举,鼓舞人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一时传为美谈,省内各大报均在重要版面予以报道,成为举国皆知的新闻人物。

1939年9月,石屏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石屏支会”,成立初,募集到救国公债国币1000元;紧接着,张正堂又捐献旧币2万元赊济“四·一三”蒙自空难黎民;是年,抗战两周年前夕,在县政府门前设置“献金台”,摆设“献金柜”,募集到救国公债旧币101780元和金戒指一枚(约为300元滇币);1943年“七七事变”6周年纪念,石屏各界再行捐献,共捐献40707.5元滇币。
且不论捐献数额,此种“捐献救亡精神”,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应该弘扬。
二、舍生扑死精神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在“抗日救亡”的呼声中,石屏有志男儿热血沸腾,一个个燃起报国烈火,涌现出众多舍生扑死的抗日志士。其代表人物有: 

刘现龙。石屏城关人,化名孟田。“九一八”事变后,在石屏中学发起救亡运动,领导罢课,抗议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1935年在昆明棋范工厂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以补锅为掩护,沿红军长征走过的路,寻找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改名刘正兴,投奔滇军第六十军,以“应清”笔名,多次在《抗战文艺》发表文章。后奉中共党组织之命,离滇军投奔新四军。

陈去。石屏县城人,原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听说共产党“反对内战、主张抗日”,毅然在甘肃平源县“弃暗投明”参加红军。抗日开始,服役在八路军129师,任师教导团文化教员。部队转战太行山区后,任太行军分区民运和统战干事。1938年6月13日,经梅宏德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区反扫荡中,英勇顽强,曾卧身死人棺内打击日本侵略军。一次,他所在连队被多于十倍的日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多数战士英勇牺牲,最后他带领剩下的八名战士突出重围,行军三百余里找到主力部队。在太行山区先后担任太行军分区司令部四股股长、太行五专区工商管理处主任、团供应处主任等职,后调任东北本溪市第一供应处主任、军分区司令部四科科长等职。

李希白和李莹。他俩是亲兄妹,石屏县城人。抗战爆发时,李莹正在昆华女子师范读书。她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李莹投奔延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兄长李希白,按其妹发自延安来信,毅然奔赴延安。石屏人引以为荣,赞称:“兄妹共赴杭日,全国屈指可数”。曾一度激励了石屏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王琳。石屏县城一女子。1941年,满怀热情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翻译、创作员及延安艺术剧院编导等职,与丁玲、李伯钊等最为莫逆。1942年,与作家、翻译家柯仲平在延安结婚。在当时轰轰烈烈的秧歌剧创作演出中,所创作的秧歌剧《模范妯娌),1947年春在延安上演,轰动一时。 

李乔。彝家子弟,出生在石屏县城。虽属一介书生,但很有爱国热情,抗日战争爆发,乔公秉笔从戎,随滇军60军奔赴抗日前线,在184师任报刊编辑,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撰写了多篇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报道。 

许逊阶。石屏宝秀凤山人。1935年秋,考入黄埔军校昆明分校第十一期步兵科,在校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救亡图存的爱国教育。抗日战争爆发,从昆明奔赴抗日前线,转战湘、鄂、赣,先后任上尉连长、副营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窃取胜利果实,挑起国内战争,不愿参加内战,遂解甲归乡。 

在那激情燃烧的抗战时代,石屏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仇敌忾,团结抗日。倡导众多热血健儿奔赴前方,不顾安危,英勇奋战,有的在中央或外省部队参加各战役;有的参加云南出滇的第六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及由两个军扩编的新三军,参加了鲁南台儿庄血战,并辗转鄂、湘、赣等省的阳新、崇阳、上高、常德、长沙诸战役;有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纷纷投考军校,毕业后随部队防守滇南,枕戈待旦,迎接来犯之敌。抗日征兵中,据民国史料记载:1936年在石屏县内征兵180名。在石屏征兵最多的1941年,竞达251名。若按两年平均数计算,8年抗战石屏应征抗日者当有1700余名。那时龙武是个设治局,但因资料不全,故未列入。 

在整个抗战期间,石屏籍参加抗日的排级以上有名有姓可查史料者达167众。 

抗战中部队干部分军官、军佐、军属,级别按将校尉级别。以上列名中,最高军衔的瞿琢师长先后任60军第183师、第93军暂22师、第74军184师排、连、营、团、师长,参加台儿庄、阳新、崇阳诸战役;李长雄师长任第93军暂18师、22师任排、连、营、团长,驻防滇南后任师长;丁方直先后任第58军新12师第2旅中校参谋主任。 

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追念石屏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士,石屏曾立碑制牌纪念。1941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日”,石屏官绅士庶倡立“抗敌殉难忠烈将士碑”于文庙忠烈祠内(后移至乾阳山麓的二忠祠内)。
如今,抗战胜利已七十周年,石屏境内已没有了健在的抗日志士,但舍生扑死的抗日民族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三、同仇敌忾精神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抗日战争期间最响亮的口号。在这催人奋战的口号声中,为同仇敌忾,有力支持前线抗日将士,打击日本侵略军,石屏“妇女慰劳会”,响应县捐献委员会“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号召,组织义演,“捐献”,所得法币5000多元全转交云南省献金委员会;响应云南省棉衣募集委员会的号召,深入城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说明战区天气严寒,将士急需棉衣,捐得法币3000多元购置棉布、棉花,分组赶制棉衣。那时,被爱国热情鼓舞了的人们“为抗日出力,心甘情愿”,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报酬。 

据资料统计,石屏共缝制慰劳棉衣800余件,慰劳布鞋400余双。全由县捐献委员会转交省棉衣募集委员会,再专车送给云南六十军出征将士。据当时石屏随军出征将士来信说,1938年4月台儿庄保卫战前夕慰劳品就收到了。次年,“妇女慰劳会”又组织为抗日部队募捐棉衣活动,先后缝制了550件棉背心,派伏瑞珍将这批棉背心送到昆明,捐献到抗日前线给抗日士兵御寒。其贡献不可忘记。 

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为同仇敌忾,石屏人何宏年在云南大学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与江毓琛、欧根等人在校成立“学生抗敌后援联合会”,简称“学抗”,领导学生抗日救亡。之后加入“抗日先锋队”。1938年9月,日机轰炸昆明,云大附中迁至路南,他参加附中抗日救亡课外工作委员会,经常深入农村,开展宣传活动。次年,经欧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地下党即派他到石屏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地下抗日宣传工作,以《曙光日报》记者身份公开发表反帝反封建、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等战斗性强烈的文章。“皖南事变”后,党中央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从个旧矿区转移到石异师范附属中学任教,与刘时平等在石屏师范建立了党支部。之后.领导组建业余演出队(30多名师生参加)宣传抗日思想,激励抗日热情。有老人回忆当年说:“抗日口号振天响,抗日精神大发扬。”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为同仇敌忾,石屏人宋方在校加入了“妇女抗敌后援会”,任宣传委员。后参加“妇女联谊会”等进步组织,为“抗击日寇、抵御外侮”奔走呼号,并将昆明的“抗日活动”情况常传给石屏,让石屏“虽居滇南偏僻一隅,但抗日民族精神异常振奋”。 

为使“抗日精神深入人心”,同心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石屏贤达于1941年冬,邀请知名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及其夫人张曼筠到县城宣传抗日,介绍华北敌后军民如何“坚壁清野、应对‘扫荡’”,如何“利用地道抗击日军”等;讲述延安见闻,介绍延安军民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介绍陕甘宁边区妇女怎样开展“解放运动”。其结果:“民众热血沸腾,抗日呼声日高。”

抗日初始,云南被誉为“抗战后方”。但刘昆府为同心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居安思危,对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存亡忧心忡忡。他在1941年9月21日日记中写道:“日本集重兵于越南,有进攻云南之企图。抗战四年半以来,云南之地位日显重要,今则为唯一之国际通线,若云南不守,则国事更不堪问,是以我云南人责任较他省为尤重。军事方面虽有当局主持,唯民众武力亦不可侮,须切实之办法,发动大规模之游击战。”他眼观抗战时局,认为“民众武力”和“游击战”是“抗击外侮”的巨大力量。原欲西进(思普地区)行商,曾借款三万五千元,买步枪6支。离家之夜,他果断立下铮铮誓言,说:“我等西进之后,固应随时地作有效之行动,更应有广大之联合,以赤血报国也。”在抗日战争的年月,刘昆府虽投有驰骋于沙场,但他许身报国的雄心未灭。1944年他曾在家中屋前一柱石上题写下一首五言律,说:“浮生卅八载,纵横群舞台。笑谈挥险阻,锐敏趁机裁。落似寡和,耿耿抱忠怀。细流汇沧海,大厦聚群材。” 

为同心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时任云大附中校长的石屏宝秀人杨春洲,在“抗日救亡”浪潮中,在校内外支持抗日救亡活动。在学校中提倡“积极的、奋发的、民主的、自觉的、社会的、现实的”附中精神,鼓励支持青年学生勤奋学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云大附中有一大批青年学生在抗战中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抗战胜利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为同仇敌忾,抗战时期任石屏师范校长的苏宝鼎,让共产党员刘时平(刘燮华)、华立英、陈琏(程国仪)、何宏年等到校任教,热情支持“抗日宣传”,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读书会”在校蓬勃发展,团结了一大批拥护抗日的同学。

有道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周年,但“抗日民族精神”应世代永存!                 
(作者单位:石屏县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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